历史上越共的权利分配显示，越共公安部长和越共国防部长均由一名越共政治局委员出任，以表明越南共产党对这两个部门的重视。此两部门是越共在越南国土上维持独裁专政的暴力机器。但现今的越共公安部长梁三光（Lương Tam Quang）却在等待被选进政治局。 在一党独裁专制的体制下，越共公安部和越共国防部的最高长官的权力可谓一手遮天。越共公安部年预算支出超过10万亿越盾，越共国防部年预算支出超过15万亿越盾。此二部之最高长官均有权任命各自系统的地方官员。例如，越共省级公安厅长、副厅长；越共省级军区司令员等。 越共国防部被认为权利大过越共公安部。越共国防部拥有自己的调查机构、法院和情报等系统。此前越共公安部也有类似的独立系统，但被阮富仲解散。目前越共公安部没有单独的法院，只有一个独立的调查机构作为自我监督机制的一部分。 理论上讲，潘文江执掌越共国防部，是有机会压到苏林的，但为何近年来，潘文江在政治博弈中处于下风？我们对此二人进行对比，苏林执掌公安部达八年之久，而潘文江掌管国防部仅仅三年；苏林是极善权谋诡计之人，阮富仲执掌越共总书记期间，其善于藏，以奴才之态谨小慎微地伺候着阮富仲，在阮富仲眼皮底下成功上演了暗度陈仓，明修栈道的阴谋即：积极配合阮富仲以反腐之名，暗地里培植个人势力，八年时间里培植了庞大的兴安既得利益集团，并将这些耳目安插于全国大大小小的关键位置之上，最终苏林在越共公安部坐上独尊的位置而权利滔天。 反观潘文江，或许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在越共国防部内培植自己的势力派系。越共军队内部本身也是派系林立，潘文江似乎没有足够的能力讲这些派系统一到自己麾下，越共军队内部势力山头个个狼子野心，都想集中权利于自己手中，导致越共军队内部的权利极为分散。如同为政治局委员的军方人物梁强（Lương Cường）在冲击国防部长之时败给了潘文江，但其势力派系从未对潘文江作出妥协，特别是梁强被推至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之后，其军队内部势力大有精神振奋的表现，成为军队内部可与潘文江势力互相抗衡的崛起派系。由此，潘文江没有足够的权利支持以抗衡越共公安部出身的苏林。 如今苏林已成为越共总书记、越共中央军委书记，潘文江已失去独自掌控越共国防部的最佳时机，只能屈于苏林之下，且有可能被苏林罢免。在冲击越共总书记的权利博弈之时，潘文江是唯一能够击败苏林的力量，但结果显示，潘文江没有苏林的“冒险精神”，不敢以自己的政治生涯赌上一把，转而向苏林俯首称臣，造就了苏林一人霸占两个越共重要的职位，即越共总书记、越共国家主席！ 苏林掌握最高权利之后，越南政治生态极有可能转入个人极权政治，曾经作为苏林唯一的竞争对手的潘文江估计也就难以自保了。   陈章（Trần Chương） – Thoibao

近代越南历史表明，其北方邻国中国一直是越南各个政治组织的后盾，如越国党、越革党乃至共产党，皆获得中国的援助。自1990年越共成都会议之后、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，北京领导层开始直接干预越共高层人事布局。这是总所周知的政治秘密。   因此，近期越共政治高层权利更替，特别苏林一人独揽越共总书记与越共国家主席两个最高权力席位后，北京领导层对越南的常态度引起了社会舆论与公众的高度关注。以往越南高级领导层，有某些政治人物作出令北京领导不高兴的而付出巨大代价，比如越共前国家主席陈大光（Trần Đại Quang），在 2017年5月访问北京汇国后，于2018年9月突然罹患怪病而去世，对此越共非常忌讳被媒体报道。   越共中央医疗委员会主任阮国朝（Nguyễn Quốc Triệu）曾透露，自 2017 年 7 月起，陈大光被发现感染了“极其罕见病毒”。因此六次前往日本治疗，但终未得到有效治疗而不明不白的死去。越共总书记、越共国家主席苏林迄今拥有绝对权力，在越共党内已无人可以横阻，但中国给苏林施加非常大的政治压力。显然苏林不是中共支持的越南力量。   近日，作家范越陶（Phạm Viết Đào）在个人脸书页面透露，有五位重要的越共政治人物疑似被中国投毒加害，分别是黎德英（Lê Đức Anh）、阮伯清（Nguyễn Bá Thanh）、陈大光（Trần Đại Quang）、黎文清（Lê Văn Thành）、阮志荣（Nguyễn Chí Vịnh）。越南社会舆论认为，阮伯清被投毒，是因为他掌握了据说由中国培植起来的富婆张美兰（Trương Mỹ Lan）的罪证。 阮伯清、陈大光从中国访问回国后，二人都出现了健康问题。   范越陶补充说，已故越共总理范文同（Phạm Văn Đồng）的私人秘书越芳（Việt Phương），曾多年担任已故越共总书记黎笋（Lê Duẩn）的秘书。越芳曾说回忆说道，有一次与胡志明（Hồ Chí Minh）访问北京时，胡志明对黎笋说：“你晚上跟我睡，因为他们不敢动我，但你要小心，他们不是很喜欢你。”此后黎笋每次出访北京，都和秘书换床睡，生怕受到中共暗中迫害。  …